“秘密警察都是这样审讯嫌犯的？”
“即使动物园的狮子，偶尔也拿山鸡练练手。”
“谈谈您怎么对付羚羊？”
“您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法官，在谈话中偷偷给对话方定罪。”
“伙计，这可不好玩。”
“看，一旦被暴露，您就不玩了。”
我像一个用锄头把鼹鼠刨出坑的农夫，可这只鼹鼠不肥。
“您想必抓过很大的鼹鼠，盖世太保先生。”
“您则未遭受比挖苦更大的迫害，地下党同志。”
他说不定是个间谍爱好者，我真想把他引荐给白兔先生，一位经历颇为传奇、且热爱宣扬自己的传奇的扫街间谍，看他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副精明客观的学究样子。
他看看手表，“我还有别的安排。过几天我会再来。”
“祝您在那之前找到更合作的病人。”
我想他会在笔记上写“此人拒绝访谈”作为最后一句话。
1946年9月15—18日
【编者注】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是纽伦堡审判配备的心理学家和翻译。审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与被告人在一起，聆听他们公然或私下的言论。其后成书的《纽伦堡日记》即为这段时间的见证。
莱昂?戈登逊则是一位心理医生，他不但访谈了纽伦堡审判中声名煊赫的被告，还聆听一些同样在纳粹政府身居高职的证人的言论，包括曼施坦因、迪特里希、达鲁格等。他的意外身故使其手稿交由一位历史学家编撰为《纽伦堡访谈》。
很难猜测他们对本文作者的兴趣来自何方。他们的书页是为那些远为重要的人物而留的，吉尔伯特只关注纽伦堡的22位被告，戈登逊的视野也只略及作为证人出席的一些军政界的明星副手或影子人物，而加兰在纽伦堡审判中没有任何角色。此外，戈登逊在1946年7月既已回国，他于是年9月出现在兰斯贝格是否专程到访？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求问了，谈话的具体内容也未被刊载。为何作为编者和作者的我们都关心这两位医生的来历？因为一些迹象暗示，他们不是出于对加兰先生在纳粹时期的官衔的兴趣而到来的。另有一条暗道通往尚未被青史记载的角落。
1961年，吉尔伯特将《纽伦堡日记》全本刊出，同年戈登逊猝死于心脏病，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负责人艾希曼亦于这一年被捕受审。这些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吉尔伯特和戈登逊在兰斯贝格寻找着什么？他们共同介入了哪一段未被著录的历史？这在本书出版的今天还不能坦言。时光会淡忘这些无名英雄，但尘封的档案终会让真相昭然若揭。
☆、组织犯罪
【原文】
光线从窗外透进来，宣告着它的灿烂。我的囚室的窗口能够看到操场一角耸立的绞刑架。它贴着墙根建造以便取得更稳固的依托，几乎与屋顶平齐的高度足够吊死任何体型的欧罗巴人，堪称一绝。由于绞刑架立在户外，雨天是不行刑的。只在晴好的日子里，死神勤恳地收割他的果实。狱卒们点着名字，绞刑师忙着检查刑具的各项设备，即将死去的囚徒将手指划在胸前，一切井然有序。
这些景象已经在兰斯贝格上演了小半年，重复而无奇，每次我都避免去看，只是闭眼去听。
听哪，踏板打开的豁然声、绞索坠落时和摇晃的尸体划过的风声、收紧时的摩擦声、死囚走上绞架时的脚步——有的坚定，有的深浅不一，有的步调紊乱，有的是被架上去的。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以便在条件反射的干呕时我能自信地说，这再正常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