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
因此我仍将利用这些谈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纳粹党和30－40年代德国的政治lún_lǐ。这对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将尽己之责，为包括您在内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为您的真诚战胜了我过往的愚顽。感谢我们短暂的、纯私人的交谈，它打破了我思维里的民族壁垒，现在我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德国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所有人的良知。
诚挚希望上苍能给予您更多怜悯。如果能为您的自由尽绵薄之意，将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诚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信是戈登逊带来的，他坐在我面前观察我读信时的神色变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我变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远比吉尔伯特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我没有回应。
“您性格里的坚硬是否得自对友善的拒绝？”他让翻译把这句话变成德语。
是来自对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医生会慰借你心灵上的缺失，心理学家则只是解剖它。戈登逊让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医生，他们用人类活体做试验。我问他每周探访多少人。
他温和地笑着，“不多不少。履行医生的职责之余我也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听众。说真的，承受了这么多的偏见之后，像您这样缄默的人在我的造访对象里不太多。”
他感到愉悦，尽管倾身向前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但美式英语跟随情绪的声调起伏出卖了他。
有多少人对戈登逊袒露心曲，或试图借着这位心理学家的笔记，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辩的衷肠？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云深雾绕，避让你提出的每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我对他说，“两个狙击手互相以对方为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他笑着点点头，“您还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没有枪，只有瞄准器。”
为偷窥狂干杯。
但一个人不能既坐在我面前，又假装成树洞，任由我自说自话，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绑上一点树枝才行。我这样说，他接腔道，您看来也没有自居教导主任而把其他人当成小学生的习惯，能够在那些手捧小笔记本的人面前滔滔不绝。
“我的臆病不太严重，在您看来，刚刚够患上一点轻微的民族主义狂热。”我指出他心理医生的身份，“而您，则从未给您的任何一个病人开过药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冷漠，医生？”
他政客般地笑了起来，表示这个谈话很有趣。
“您是一名职业间谍，这是否让您总是想刺探对方的秘密？”
“您是一位把病人当成小白鼠的医生，您为何不去奥斯威辛？”
谈话大抵如此。我问他为何对我感兴趣，在他所托的吉尔伯特铩羽而归后仍然前来，他反问何以见得吉尔伯特失败了。“可见您的确关心他的成败。”我笑道，“一般人会问为什么说幕后人是自己。”他也跟着笑了，恭维我思路敏捷。
“您在这期间去过什么地方？见过哪些人？纽伦堡的就除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