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里也不能确定他就在这里。于是从这天开始，她每天都来这里吃一碗面，时间久了，伙计注意到了这位顾客的反常，就和元哲说了，这天她又来了，元哲从厨房的门往外一看，一下子愣住了，这……这不是杨桃吗？她怎么会来这儿？是来找自己的吗？我应不应该见她？他的脑子有点乱，心也乱极了，要说在甘肃五年和她朝夕相处没有感情那是假的，在回来的这些日子里，他也常常想起这位朴实的姑娘，尤其每天做着面食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有点郁闷，他也想过会不会再看见她，但绝没有想到，在洛阳，自己经营的面馆里能与她重逢。姑娘似乎也觉出有一道视线盯着自己，一扭头，看见元哲的一刹那，眼泪忍不住扑簌簌落下来，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只觉得时间好像静止了，自己千辛万苦从甘肃到洛阳，吃了多少苦，在看到元哲的时候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两个人就这样望着对方，谁也没说话，周围的空气好像也都凝固了，旁边的伙计一看，小眼睛一眨巴，有戏，但也不能就这么瞅着吧，他是时候的咳嗽了一声，元哲这才一下子清醒。走出来，到这个姑娘面前，“杨桃，你怎么来了？走，到后面说话。”说着把她领到了后面的一间休息室。杨桃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抱住了元哲，伤心的哭了出来，元哲也十分难过。过了许久，两个人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杨桃把自己如何从甘肃到洛阳找他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下，杨桃先是找遍了西安城，没有找到，但无意中打听到了他们可能回洛阳城了。这才来洛阳城，杨桃的执着打动了元哲，他不忍心再让她离开，但留下来又能怎么办呢？留在店里帮他打理这一切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二人重归于好，尽管没有什么名份，但他们是幸福的。夫人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只是一心在家照顾着孩子们。甄媛是个好女人，本份守妇道，一心一意过日子。元哲有时就以店里太忙，不回去了，住在店里陪着杨桃。
第25章 第二十五章南下香港
1953年中央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凡是规模大一点的都得接受改造。
元宝在西安的制碱厂和元哲在洛阳的饭店都要被改造，元寿和三叔元望礼在成都的工厂也收归了国营。三叔元望礼在解放前就过世了。元宝和元寿兄弟俩年岁已高，主动退了下来，不再参与工厂的管理，安享晚年。
元宝1955年病逝，享年八十岁，大儿子元世冲因犯错误被抓入狱。元哲的二儿子元世杰因与大伯感情至深，大伯去世对他的打击不小，他持续发高烧不退，现已住进了医院，全家都在关注着他的安危。元哲最对不起这个儿子，从小就没在身边陪过他，幸好大伯关心他，给了他不少父爱。第十天，元世杰的烧依然没退下来，这孩子命苦，急火功心，死在了医院，年仅十九岁。一连串的打击过后，元哲也病倒了，他后悔回到家里，认为哥哥和儿子的死与他有关，自责让他无法从痛苦中走出来。两个女人没有离开，轮番照顾着元哲，虽然失去了儿子，但眼前的这两个女人仍是他最大的财富。他想：我不能死，我得活下去，他们需要我，元哲这样告诫着自己，两个月后他出院了。
1956年□□八大以后，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各地都在抓生产，搞建设，1958年□□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建设推向了高潮。
元哲过不惯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还是想到外面看看。此时他担心的倒不是家人，他们都有安定的生活，他担心杨桃该怎么办，自己的产业没了，杨桃现在成了一名饭店服务员。虽然生活有着落，但一个孤身女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是不让人放心的，于是元哲在离开前见了杨桃一面，问她的打算，杨桃说愿意和他一起去上海，就这样元哲告别了家里人带着杨桃来到上海。
先到了他曾经营的旅店，已物是人非了，店主人也换了。元哲一时间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倍感失望。好在他又见到了四哥元吉，元吉已是上海市闸北区区长，权力很大。
元吉说：“现在是新中国了，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决定，不允许其他经济生存，上海已经不是当年了。”
元哲说：“本来想到上海闯一闯，可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元吉说：“目前来看，政策很难改变，西方国家对我们包围封锁，上海对外的优势已经没有了，现在大量工业内迁，在上海恐怕很难发展起来。”
元哲说：“上海没有发展，那我能去哪呢？”
元吉说：“香港或者台湾，这些地方还是市场经济，那里政策相对宽松，你可以去香港发展。”
元哲说：“关键是我人生地不熟的，对香港也不是太了解。台湾我是不敢去了，那里的军统还在找我呢。”
元吉说：“你去香港吧，我有一位朋友在香港，他从事房地产业，当年我俩都在北大上学，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我学的是法律，都是校学生会成员，他叫雷之雨，解放前，他在上海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解放后变成了国营企业了，他又回香港发展了。”
元哲一听兴奋起来说：“那太好了，我不想在国内，想去香港，我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
元吉说：“进入香港可没那么简单，你先等些日子，我和他联系一下，看他有什么办法。”
元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