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j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郑天良听了县委的决定后，坐在很不踏实的沙发上，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他开始为自己辩护：“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我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让我到东店去，我想不通。”
陈书记笑了，他说：“小郑呀，你的成绩摆在那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没有人说你的工作是不行的，正因为你工作上具有开拓精神，所以才让你到东店去开创新局面的，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于部长接着陈书记的话说：“这是干部正常交流，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今年交流六个乡镇一把手，明年还要交流。”
郑天良在组织的面前总是心虚的，他所能说的话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强词夺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马坝的建设蓝图还没有完成，全乡消灭耕牛，全面实现耕种机械化要到明年四月才能验收。”
陈书记说：“我知道你对马坝是有感情的，县委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件事的，上次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尊重了你个人的意见，让你回到了马坝。但你在马坝已经干了十一年了，正因为政绩显著，所以组织上必须将你交流出去，而且要给你压担子。”
郑天良听到压担子，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既然承认政绩显著，组织上要是给我压担子就该让我去县里当县长，而不是再去继续当乡长书记，这就像一个民间的接生婆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接生，无论换多少村，也不能算作是妇产科医生，更谈不上医术高明。
于部长看郑天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就严肃地说：“干部交流是我们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要说你了，就连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能对调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不能对调呢？”
郑天良哑口无言，他看到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纷乱如麻，如同他此刻糟糕的心情。郑天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振作起精神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在组织面前永远是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对组织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郑天良对这一朴素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
陈书记递给他一支烟：“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机，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到东店干出样子来，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星期将工作移交一下，下星期我亲自送你去上任。我对年轻干部向来是爱护的。”
郑天良看到陈书记如此厚爱有加，就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陈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
郑天良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容易冲动，也容易被制服。这就像一头牛一样，发作时勇猛，一揉p股或一举鞭子就驯服了；而狐狸却正好相反，郑天良年轻时缺少狐性。
小县城虽然也是照耀在党的阳光下，但党的阳光漏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不知从哪一天起，县城小旅馆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妓女和第一个嫖客，等到“三豹子”控制全县餐饮娱乐市场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就有了一些很不严肃的顺口溜，叫“挣钱靠胡来，当官拼后台，没有胡来和后台，等于自己被活埋”，黄以恒县长听了这些顺口溜后非常恼火，要求公安局迅速侦查并将“胡来”的人都捉拿归案，可法制社会要想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卖y嫖娼越打越猖獗，范围已经从车站延伸到了县委招待所“蓝湖宾馆”，而关于“后台”的传说，主要就是指黄以恒是靠梁邦定当上县长，梁邦定已经升任市委书记，因此县里人都说黄以恒很快就要接陈书记的班出任合安县委一把手，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马上就要当上县委办主任，甚至有可能进入常委。黄以恒一次在全县科局级干部会上说：“用什么人以及如何用人的问题，我们党是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古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一说，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几方面来选拔任用干部，而不是什么后台。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科局级干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更不能说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论，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我们都是党和人民把我们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的，要说有后台的话，我们的后台是党，是人民群众。”
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把后台看作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有后台的，总统当选后，内阁部长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哥们姐们，而且都是总统自己公开提名，很正常。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应该有权自己选拔自己的下级，更何况还有组织考察群众评议这一关，你真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想当个乡长也是不大可能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上级必须选拥护上级的人，听上级话的人，怎么能选成天跟上级对着干的人呢，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