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fǎ_lún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