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佐不读书的事很快就在街面上传开了。
在这个邻里街坊知根知底的年代，大家都觉得徐元佐总算是被打开窍了。
想徐家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要生生供两个读书人，这不是心比天高么？
若说徐家子天资过人，四邻倒也乐意帮扶一把，结个善缘，可那徐元佐却是蠢肥呆笨的一个人，真个命比纸薄了。
徐元佐被打之后，几日里足不出户。他先取了些纸笔，将隆庆二年往后的大事先写下来，生怕时光冲淡记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疏忽。
徐元佐停了停笔，又想从脑中挤出一些造肥皂，做玻璃的傍身绝技，可惜不等写完，自己就将纸撕掉了。
以他接手的这段十五年人生来看，肥皂对于皂角根本无法形成碾压性的市场优势，反倒是投入极大，原材料缺乏供应渠道，最终会导致成本过高，利润率低下。
至于玻璃制造业，那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己当前是断断没有实力做的。要想拿着技术去入股，那就真成了工匠，说不定还会被人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吃干抹净踹出大门。
徐元佐收好纸，环顾四周。这屋子是自己与弟弟睡的，只有一张床，晚上兄弟两抵足而眠，翻身都不方便。另外有张方桌，有个竹子书架，都是父亲亲手做的。
书架上的书……徐元佐竟然想不起书架上有什么书，挪步书架前，随手翻了翻。
放在顺手处的是几本启蒙书，还有一册不知什么时候写的字的毛边纸。再看上面的格子，却藏了大部头，取下吹灰，封面上写着《大明律集解附例》、《问刑条例》、《御制大诰》。
徐元佐一奇：《御制大诰》的套书在成化年间就已经不多了。到了晚明，民间更是难得一见，没想到自己家里倒是存着。这个倒是可以好好保留，传给子孙换钱。
他掸了掸灰，见品相完好，没有虫蛀鼠咬，便放在一旁，准备回头找个香樟木的匣子收藏起来。随后又将不知名的账册和两部法典放在桌上，准备翻看。
要说办企业需要有什么知识储备，会计和法律是必须要掌握的。无论买卖大小，地位高低，手下是否养了律师、会计师，身为老板或多或少都得懂点——起码也得达到不闹笑话的程度。
徐元佐先从自己的专业着手，翻开《大明律》，挑了几处较有时代性的条例看了看，旋即闭上眼睛，脑中自然印出刚才阅读的内容，可惜只是大意，看来这回穿越并没有赐下过目不忘的金手指，甚至相较以前的记忆力都有些衰退。
徐元佐又将《问刑条例》细细翻了一遍，这是弘治年新修的成文法，嘉靖年间也进行了修订，作为对《大明律》的补充。可以说，这部法典才是真正指导大明百姓遵纪守法的生活指南。
凭着对法制史还没有彻底忘却，徐元佐读明法倒是不怎么费力，对正体字也有了感觉，阅读速度越发快了起来。
日近正午，徐元佐终于放下法典，翻开账簿，只是呼吸之间，眉头就已经皱起来了。
账簿里的墨字还算清晰，纸张也不甚发黄，看来时日并不算久远。不过字写得太糟，间架松散，笔力轻飘，常见偏锋，可见是个没什么文化，为人处世又轻佻浮躁的人所写。
更让他皱眉的是，这账簿里记的乃是三脚帐，可以说是单式记账法转向复式记账法的过度，本质上还算是流水账。徐元佐看惯了左借右贷的借贷法账页，乍看这上下结构的格式有些不习惯，但真正让他皱眉的却不光是一笔烂字和不熟悉的结构，而是这里面的数字。
账目的数字都用的正体大写，有些边角也写了草码。
徐元佐一眼扫过，脑中映射出的却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数字的概念。
这些数字概念在徐元佐脑中就如活了一般，活泼生动。
而在这份生动之中，却是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这才是徐元佐皱眉的原因。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数字不和谐呢？
徐元佐的目光飘向窗外，精神却格外集中。
是了！我以前对数字从未如此敏感，否则我还当什么文科小学霸？早就去当冒牌科学家了！
看来自己还是错怪了以前的徐元佐。他未必就是真的蠢笨不肯用脑，多半是因为他天赋不在文字，而在数字。
徐元佐知道许多对数字极其敏锐的人，都伴随有自闭倾向或是大脑残疾。这种人在后世有个专有名字，叫做“雨人”。在如今这个年代，义塾里不重算学，徐元佐的天赋无从得以发挥，自然会被人小觑。
徐元佐想想自己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心情大好。而且有数字天赋这一利器在手，自己后世所学数理化知识也就不至于明珠蒙尘了。
他随手在纸上写了两组数列，脑中自然过了一遍加减乘除，乃至开方，竟然毫无滞涩，就如同背中国历史年表一样顺畅。
徐元佐心中一动，想起数学领域的灵异现象：本福特定律。
物理学家法兰克·本福特发现，从实际生活得出的数据中，以一为首位数字的数，出现机率约为总数的三成。二为首的数字，出现概率是百分之十七点六。三打头的数字出现概率就已经降到了十二点五。
再往后越大的数，以它为首位的数出现的机率就越低。
从徐元佐过来的时间点而言，这个定律还没有被数学家证明，但已经广泛用于各种数据的真伪辨别。
比如二零零一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