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会说，这里所涉及的时间损失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医生毕竟是难以赢得患者信任的，而这种信任又是向患者提供精神援助的先决条件。
对此无疑可以这样回答，一个专治生理疾病的初出茅庐的医生也不能指望得到患者多大的尊敬，而一个年轻分析者大可不必浪费这段时间，倒不如直接到某个精神分析门诊所，在经验丰富的分析家指导下从事实际治疗工作。
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更重要的是，你提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浪费精力的做法，而在当今这艰难的时世，我实在无法从经济上找到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诚然，精神分析训练确实是横贯医学教育领域的，但是谁也不包含谁。
如果——这在今天听来已有点荒唐——我们要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那么在这所学院中就得教授许多也是由医学师资教授的课程，例如，在教授深度心理学这门主要学科的同时，学生必须学习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性生活科学，还必须熟悉精神病症状学。
另一方面，分析教学包含着距离医学相当遥远的，医生在实际治疗工作中接触不到的知识分支。
如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以及文学理论等。
要是分析者不熟悉这些课题，他就根本不能利用他的大量材料。
由此造成的损失是，他在医学院所学到的大量知识对于他的分析目的毫无用处。关于跗骨解剖的知识，关于碳水化合构成的知识，关于头部神经组织的知识，以及医学所揭示的关于杆菌是疾病的促成因素、关于消灭这些病因的方法、关于血清反应、关于赘生物等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本身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然而对分析者却毫无意义，和他无关，既不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愈神经症，又无助于提高他的职业最迫切需要的那些智能。
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一个医生从事的是医学的另一专门分支，情况与基本一致——譬如说他从事的是牙科学，同样他也用不到某些他为了通过考试所必需的知识，他还必须额外学习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学校里是根本接触不到的。
但是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同等对待的。
在牙科学中，病理学的主要原理——如关于发炎、化脓、坏死、身体器官新陈代谢等的理论——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一个分析者的经验却在于另一个领域，所依据的是别的现象和别的法则。
不管哲学多么忽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在我们的直接经验中还是存在，在我们的实际努力中则更是存在。
如果想强迫一个希望把别人从恐惧症或强迫症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人去走医科课程这条迂回的道路，是既不公正也不利的。
而且即使要这样做也不会成功，除非最终导致完全扼杀分析治疗。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幅情景：有两条路同时通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顶，一条又近又直，另一条又远又曲折。你想要在这条近路上立一块禁止通行的告示牌——也许是因为这条路要经过一些你想要保护的花圃。你要让你的禁令生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如果这条近路又陡又难走，而那条远路却十分平坦的话。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如果那条迂回的路反而更难走，那么你的禁令有多大价值，你的花圃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你恐怕很难成功地迫一个外行去学习医学，正如我也很难诱使医生去学习分析一样。因为你和我一样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的看法是对的，要从事分析治疗工作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但是医科课程又不能承受分析训练这一负担，而且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分析者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能应患者的需要而胜任各种疾病的治疗任务的理想型医生呢？“
我无法预见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而且指出这种办法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我只看到了两点：第一，分析工作使你感到棘手，因此最好是不让它存在，虽然神经症无疑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如果医生能够容忍一批治疗家来为他们卸去治疗那异常普遍的由精神因素触发的神经症的繁重任务，而考虑到患者的利益这批治疗家又始终与医生保持联系，那么每个人所涉及到的利益都将暂时得到满足。
“这是你就这个论题最后要说的话吗？
或者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是的，确实还有些话要说。
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即科学的利益。
我在这方面所要谈论的对你并无多大关系，但是相比之下，这对我却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学被医学吞没，然后在精神病学课本中找到其最后的栖身之处，同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诱等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段孕育于我们的无知，应该感谢人类的懒惰和怯懦使它们得以产生短命的效力——一起并列在“治疗方法”的标题之下。精神分析学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而且我们可以指望它确实能遇到更好的命运。
作为一门“深度心理学”，作为一套论述无意识精神的学说，精神分析学可能成为一切关于人类文明及其主要内容：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的发展史的科学所必不可缺的知识领域